經過深思熟慮，中央在1980年終于拍板定音。

  “農村政策放寬后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，效果很好，變化很快，有的同志怕，這不可怕。”

  隨后，中央“75號文件”正式出臺。

  這個肯定不是現在的老蒯叔能夠知道的，當然活過一世的王鵬肯定是知道的。只是易地而處面對復雜的政治形勢，即使是換了他，他也不敢突破面前的重重防守，即使提前知道了結果，他也不敢。

  還有一個事情，同樣發生在安徽。

  年廣久，安徽省懷遠縣找郢鄉胡疃年莊人，解放前隨父逃荒要飯到蕪湖定居，其父擺攤經營水果為生。其父病逝后，年廣久便繼承父業，獨撐門頭。

  年輕時的年廣久在賣瓜子。1963年，年廣久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。1966年，“文革”爆發，年廣久成了蕪湖市“運動”的對象，許多批判個體戶走資本主義道路大字報的矛頭對準了年廣久，他又被關了二十多天。

  歷次的打擊沒有磨滅年廣久的意志，1976年的時候他就賺了100萬。100萬沒能夠讓年廣久滿足，看到市場需求的旺盛，年廣久想到了擴張。很快小作坊很快發展到100多人的“大工廠”，紅極一時。

  但是，100多人的私人企業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新中國絕對是個異類，風言風語紛至沓來。

  1983年底，有人把年廣久雇工問題反映到上面。

  接著，在一次中國工商會議上，又有人提出年廣久雇工人數超過國家規定，對國營、集體商業形成不利影響，應該限制其發展……當時社會上流傳一個不成文的說法是，雇工20人以上就犯法。

  于是“年廣久是資本家復辟、是剝削”的說法開始傳播開來。

  最后，安徽省委派專人到蕪湖調查年廣久，并寫了一個報告，上報中央，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視，將此事向上面作了匯報。

  小小的“傻子瓜子”驚動了上面。

  1984年10月22日，領導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明確指出。

  “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，相當震動呀，大家擔心的不得了。

  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。那個能影響到的大局嗎？

  如果你一動，群眾就說政策變了，人心就不安了。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，怕什么？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？”

  最高領導人的直接點名保護，產生的能量無疑是巨大的，也幫年廣九度過了一劫。

  1989年底，蕪湖市對年廣久經濟問題開始立案偵察。

  1991年5月，蕪湖市中院對年廣久案進行公開審理，一審判決年廣久犯有流氓罪，判處有期徒刑3年，緩刑3年。

  年廣久沒有想到的是，上面又一次保護了他。

  “農村改革初期，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。當時許多人不舒服，說他賺了一百萬，主張動他。我說不能動，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，得不償失。”

  1992年，南方談話又一次提到傻子瓜子。

  鄧的講話再一次讓年廣久起死回生。不久年廣久就因經濟罪不成立而獲釋。

  這個案例，老蒯叔同樣不知道。

  但是王鵬知道，通過這個案例讓他充分地認識到，改革開放的大方向雖然沒錯，但是，中間還會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，哪怕些許的疏忽，都會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。

  還有一個案例，廣東為了搞活經濟，現在走私的事兒特別多，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，海豐地區的走私現象更相當普遍。

  當地執法部門每年通過查處走私案件，都能繳獲大量價值不菲的各類物品。按照規定，這些物資本應由國家統一管理，由組織進行調配。

  但是，海豐縣委書記王仲卻濫用權力，把緝私倉庫變成了自己的私人寶庫。

  看上的東西，想拿就拿，想買就買，價格高低無所謂，反正最后都能弄回自己家。

  無論是縣委書記的家中，還是他外出辦公時的住處，都成了當地走私交易的據點。

  他的所作所為，讓海豐的許多干部都走上了歪路，他們被拉下水，甚至有些負責打擊走私的執法人員也明知故犯，利用職務之便中飽私囊。

  海豐縣一下子成了改革前沿的熱門地，成了眾所周知的走私貨集散地。不管是什么新奇玩意兒，別的地方再難搞到，國家管得再嚴，但在海豐，你總能找到你想要的東西，輕松花錢就能帶回家。

  當時，海豐縣沿海一帶走私現象十分嚴重，給當地的社會治安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，問題變得非常棘手。

  他靠著貪污受賄、倒賣走私貨積累了不少人脈，跟一些政府官員和關系人結成同盟，在當地炙手可熱。

  然而，天網恢恢，犯罪分子終究難逃法網。作為重大貪污案的主謀，王仲自然成為了首要打擊目標。

  1982年8月，廣東省委作出正式決定，撤銷王仲的黨員身份和所有黨內職務，同時依照法律程序對其采取了強制措施。

  王仲被抓了，犯罪事實也查清楚了，可關于怎么處理他，上面的領導們意見不太一致。

  有些官員覺得，王仲雖然犯了大錯，可這些年也為國家和改革開放出了力。考慮到他以前的功績，可以適當減輕處罰，不一定非得判死刑。

  不過，也有人認為王明知法律卻故意違法，造成的不良后果非常嚴重，應該依法嚴懲，給其他人敲響警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