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但國術本是一柄雙刃利器，絕非只有用在殺戮上一條路可走……”

  王亞樵靜靜地看著楊猛，而楊猛卻忽地停下不說，向外走出三圣殿后，這才在殿外重新開口，“高手比武，生死只在一瞬之間，你的心思反應都是上上之選，唯獨身體的反應有一點遲鈍，所以不如將心思用在特勤和情報上面。”

  又走出了二十多米，眼見就要踏進藏經閣，楊猛又說道：“有時看似很小的一件事或一份情報，卻能比正面戰場上殺敵一百，更能喚醒國人心中的熱血，將江召棠那些手跡和相片分批次送給上海《時報》和北京《京話日報》，另外再多洗幾份，送給東京那邊的《民報》和《新民叢報》，至于其他國家的媒體，找些青幫的馬子故作神秘，高價賣給那些洋記者……”

  十四天后，也就是1906年3月17日，上海《時報》刊登江召棠被刺后的照片以及部分手跡。

  二十九天后，1906年的3月29日，北京《京話日報》第570號刊登了江召棠遺體頸部以上遇害部位血肉模糊的特寫照片，而這被認為是中國報紙刊登新聞照片的第一次。

  同時，上海《時報》自4月份起連續報道江令被害案，揭露王安之行兇殺人的兇殘面目，五月中旬，該報登出江召棠筆跡照片一張。

  占據了半個版面的相片上面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召棠寫著的文字，“竟是逼我自刎，我怕痛，不致死。他有三人，兩拉手腕，一在頸上割有兩下”，又有一排小字云：“痛二次，方知加割兩次，欲我死無對證。”用不容爭辯的事實，戳穿了所謂江系自殺的謊言，使王安之殺害南昌縣令江召棠的真相昭然若揭。

  法駐京公使呂班，派三等參贊端貴為代表，與清廷所委直隸津海關道梁敦彥，同往南昌查辦，等端貴抵贛后，歪曲事實，硬是不承認江令為被王安之所刺，只是提出懲兇、革官、賠款等無理要求。

  面對媒體的鐵證和洋人的無理要求，清政府仍是奴顏卑膝媚外求和，完全順從帝國主義的擺布，不單逮捕“鬧教”群眾七、八十人，還將龔棟等六人正法，十三人監禁，十二人罰作苦工，又將保護教堂不力的江西巡撫胡廷干撤職，布政使周浩查辦，按察使余肇康交部議處。

  6月20日，由清朝外務部出面，與法國公使簽訂了《南昌教案善后合同》，賠款白銀四十五萬兩，以此來息事寧人，并定以“本年正月二十九日，南昌縣知縣江召棠到天主堂，與法教士王安之商議舊案，彼此意見不合，以至江令憤急自刎。

  乃因該令自刎之舉，傳有毀謗法教士之訛，以致出有二月初三日暴動之事，中國國家已將有罪之人懲辦”之語，致使彌禍定亂、救民保民而為國捐軀的江召棠蒙受奇冤。

  連番旨意和令民眾齒寒的舉措之后，不單國內百姓一陣高聲嘩然，就連原本還對清廷抱有一線幻想和希望的縉紳地主階級，終于也在這種難以理解的軟弱下漸漸地死了心。

  打不過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連打的勇氣都沒有。

  又過了些日子，江西民間漸漸傳出江召棠本是多聞天王降世的傳聞，說他因護持萬民而遭魑魅魍魎兵解駕萬民傘回歸佛國，清廷已經腐朽至根部，再無中興之可能，就連佛門四大天王也一一棄之而去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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