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93章 回歸

  王言的改革是全方位的，不論是官，還是民，還是卡在中間掌握地方權利的大戶，全都要改，全都要變。

  鎮壓動亂，避免沒腦子的人以身犯險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嚴刑峻法，殺一儆百。

  那么同理，殺一百就儆一萬，殺一萬就儆百萬。只要把敢于跳出來的兇人整死，只要在各個地方狠狠的整死一批人，那么剩下的就沒膽子再多生事端，老老實實的工作生活。

  何況嚴刑峻法的對面，是大大有利的條件，是只要好好工作生活，就能越過越好的局面。而不是王朝崩壞的末路時期，殺的越多越狠，反抗也就越激烈。

  王言先以法治中央朝廷，把汴京內的各級文武官員都收拾了一個遍，在最高的中央層面統一了意見。而后以西北、杭州、開封府三點為中心，向四周輻射。

  西軍、北軍共計抽調了三十萬人，只留了十萬兵力鎮壓各族。

  現在打沒了西夏、契丹，外族都已經不成氣候，有一些兵力就足夠。而且為了避免意外情況，王言還又一次的整頓了治理外族的官員，又肅清了一遍風氣，避免這些官員過分的壓迫、剝削外族，引起離心離德，最終武力反抗。

  除了這三十萬兵力，京城常駐的禁軍也被王言調了十萬兵力出去，再算上各地將要被編練的廂軍，合計五十萬大軍。

  他們被分散在大宋境內的各個節點城市，關鍵位置，互為援引。軍姿不需專門后勤補給，因為他們被打散了，至多不過千人，少的地方也就百十來人。后勤很好解決，直接就食地方便是。畢竟這一次就是翻舊案，就是干地主。

  王言這一次不準備寬恕，也沒有出口。如果是他上任之前，范仲淹主政的時候，就順利的加收了商稅，清田、查人沒有太大的出入，他是不會再大動干戈的。只要照章納稅，只要按照他的政令對待百姓，那就沒什么事情。

  但是可惜，他們沒那么懂事兒，也就沒那么好運。

  這一次，王言已經不準備再清田了，他做的更狠，他要全部的土地都收歸國有。雖然說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但顯然，也就是說說，王沒有那么牛逼，因為他的意志貫徹不到最基層的土地上。但是現在王言做的，就是真的莫非王土，他這個王還是比較可以的。

  現在大宋面臨的所有問題，只要解決了土地問題就都能解決。

  比如隱戶的問題，解決了地主，查人口都是后續的工作。給錢讓他們藏，他們都不藏，因為真分地，還更一步的降低了田稅，現在的政策是只要十五稅一，同時還廢除了人頭稅，沒了勞役，干活就是花錢雇傭。

  比如繳納商稅的問題，敢上下勾結對抗的，就是這種有根基的人經營的產業。那些就是自己經營個小店鋪過活的，基本沒有反抗能力，官府說什么就是什么，甚至還要多交，活的相當艱難。沒比種地的百姓強多少。現在這些有根基的人被整了，他們的商業稅收自然不成問題。

  比如地方官吏的貪污、勾結的問題，地方流氓被人雇傭行兇的問題，也是一樣的道理。把地方上有實力的家族給掀了，什么問題審不出來？就是審不出來，那還捏造不出來？這時候可沒機會分辨誰是好人，誰是壞人。不論好壞對錯，只分立場。只要站到了王相改革的對立面，那就要辦了他。

  比如鹽鐵茶酒等專賣物資的問題，有資質的全都是大家族，現在一樣是連根拔起，什么陰謀詭計都沒辦法。

  大軍在手，民心所向，這大宋江山真就是宛若書畫，任由王言隨意涂抹。他想怎么樣，就能怎么樣，這就是他的權力的真實寫照。

  雖然如此激烈的反地主，會導致大宋的商業貿易等受到重大影響，但也不過是運轉方面的問題罷了，產出是沒影響的，銷路也是沒影響的。

  可能有實力的人都被整死了，剩下的都不足夠，但是那沒什么關系。王言開了官辦的商行，直接官方轉運。同時又給沒被波及到的商人提供貸款，讓他們擴張產業，解盤原本的那些大戶之家的商業遺產。雖然難免有些空窗期，但也沒什么大問題，算是十分平滑的過渡。

  當然這一樣也是有問題的，在執行過程中，基層的官員仍舊會貪腐，仍舊會勾結。并且新培植起來的，哪怕不是地主了，但卻是各種的商業資本，都是一樣的要吃人。

  但想要全都官辦，那也不可能。畢竟現在的生產資料還遠沒有到‘極大豐富’的程度，官府還不足以包辦。

  王言徹底的掃平大宋境內的一切，從官府的組織結構，到社會的各種生產生活，全都改革了一遍，用了六年時間。

  并且在這六年之中，打沒了大理，打服了嶺南諸夷，打進了交趾。同時還打的吐蕃稱臣，讓回鶻歸附。

  這就是王言強大的個人能力了，天下一盤棋，方方面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外面的戰爭，沒影響內部的改革，內部的改革，也沒有拖了戰爭的后腿。

  兩者反而是有促進的，畢竟內部不改革，不抄家愛，大宋支撐不住四面開戰的消耗。

  而在這六年中，地瓜、土豆等作物，已經推廣了天下大半地區，糧食產量翻倍。并且他也將紙鈔徹底的推行開來。

  其實紙鈔早都不再局限于西北以及外族了，隨著商事的繁榮，再加上他開遍各地的錢莊，早都已經實現了流通，甚至一些百姓手里都有了紙鈔，有全面推行的基礎。

  還有一件相當重要的事，那就是在王言上位的那一年的科舉考試，他的‘新學’成了考題。在隨后的幾年里，新學便直接成為了主流。而在六年后，新學已然是指導國家發展，指導個人謀身的最高思想。其中的務實求真等等觀點，也已經深入人心。

  總而言之，在他的手下，大宋已經再不是熟悉的大宋了，讓所有人都感覺陌生，六年，好像是過去了六百年。那種蓬勃的生機，不必言說的強大，讓人欣喜，也讓人擔憂。

  只是王言還覺得不夠，但別人卻覺得已經夠夠的，夠的不能再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