抓捕閆建波的行動陣仗弄得還是挺大的，又是開槍又是使用手雷，不排除此事早就傳揚開來，并被接頭人所知。

  張鑫華并不希望案件偵破再次走向死胡同，他看向方如今：“這件事你怎么看？”

  “副組長，會不是提前或者是推后數(shù)天接頭呢？”

  理論上，這種情況也是有可能的。

  情報傳遞過程中，雙方約定的時間很多時候也會采取加密處理的方式，比如在表面約定的時間上做加減法，再進行進一步的轉換。

  這樣，即便情報被外人看到，也很難一下識破。

  張鑫華道：“提前還書還可以理解，但逾期了豈不是要留下痕跡？”

  這確實跟方才的推論有些相悖。

  方如今覺得思路應該再開闊一點，稍微思索了一下，開口說道：“逾期還書要留下痕跡，還需要繳納滯納金，畢竟誰的錢都不是大風刮來的，如果沒有特殊的原因是不會這么做的。但也不否認閆建波會反其道而行之。

  現(xiàn)在以‘王波’的名義借走的書只有這一本，無法進行對比分析并推導出規(guī)律，也不能確定兩人接頭的具體時間和方式。

  所以，我認為我們必須針對可能發(fā)生的情況做好應對方案：

  第一，也是就是我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種情況，接頭人被驚到了。如此，案子會暫時陷入僵局。

  第二，如果接頭剛好是一月之期，接頭人也許出現(xiàn)在了蔣進的視線之外，或者是他很善于偽裝，這就要對今天進入圖書館的人實施重點排查。

  蔣進的眼睛不可能時時刻刻都盯在那本書上，難免有疏漏的時候，而對方恰好出現(xiàn)了，于是就錯過了。

  第三，如果是提前接頭，時間就要往前提幾天，排查的人員數(shù)量還要更多，難度也更大。

  第四，若是接頭時間推后，有蔣進在圖書館里盯著，我們還有機會。”

  張鑫華點點頭，打草驚蛇這件事確實不能妄下結論。

  方如今提到的后面三種情況是建立在對方未被驚到的基礎之上的。

  如果是第四種還好，第二、第三種情況排查的工作量是相當大的。

  就拿相對簡單一點的第二種情況來說，圖書館一天進出的人流量少說也有幾百人。

  “副組長，我的建議是采取同步排查與繼續(xù)監(jiān)視的辦法，你看是否可行？”

  作為下屬，即使胸中再有溝壑，也只能是謙虛地給長官提出建議，最終還是要長官來拿主意。

  盡管，方如今知道張鑫華并非吳劍光，但他還是得這么做，長官就是長官，下屬就是下屬，身份這個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忘。

  張鑫華撓撓頭，時間的不確定性給案件的偵破帶來了極大的難度，方如今提出的這個思路同他不謀而合，希望是接頭時間推后，這樣還有回轉的余地。

  就在這時，方如今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。

  “副組長，我還有一個想法，不知道當講不當講？”

  “有話直說！”

  方如今道：“蔣進拉出了借閱這本書的名單，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思路，我想順著這份名單查一查，也許名單上的某個人會與閆建波有聯(lián)系。”

  張鑫華反應很快：“我同意！目前，我們的偵破思路便是以這本《天下名山勝景記》為核心，一切與這本書有關系的人和事，理應都在我們的調查范圍之內。”

  方如今拿起借閱名單，上一個借書的人叫劉文博，是臨城大學的學生。

  當他的目光停留在了還書日期上時，竟然有了一種很熟悉的感覺。

  他立即拿起另一記錄閆建波用化名“王波”辦借書證的紙張，當尋到那組熟悉的數(shù)字時，眼睛頓時一亮。

  “有什么發(fā)現(xiàn)？”張鑫華問。

  “副組長，你看！”方如今指著兩張紙上兩組數(shù)字道，“這是劉文博的還書日期，還書后的當天，閆建波就用‘王波’”的身份辦了借書證，并將這本書借走了，我認為這不一定就是巧合。我申請立即對劉文博展開調查！”

  這個世界上，沒有聰明的獵物，只有愚笨的獵人。

  日諜在進行情報活動時不可能做到天衣無縫，破不了案的原因是因為做的還不夠好，做的不夠好的原因是因為距離真相還不夠近。

  張鑫華旋即明白了。

  方如今的意思是，假設劉文博就是閆建波的同伙，那么他極有可能在一個月前通過《天下名山勝景記》這本書向閆建波傳遞過情報。

  也許當時情報就夾在書頁中，閆建波看過之后，再將情報銷毀。

  自己的偵破思路確實走向了誤區(qū)，誤以為閆建波撕掉借書卡的目的是為了隱藏書的出處和“王波”的假身份，竟然忽略了借書卡上其他的人名。

  從閆建波傳遞情報，到閆建波接受情報，只是稍微換了一個思路，一切便霍然開朗起來。

  “好，就按你說的辦！不過，我要提醒你們一下，現(xiàn)在臨城大學可不太平，黨務調查處臨城調查室在學校里安插了不少眼線，你的調查只能是秘密進行，而且要十分的謹慎，不能被他們發(fā)覺。”張鑫華叮囑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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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“是，我一定會注意的。”

  方如今也知道，張鑫華的擔